中医在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历史中经历了神农氏代，夏商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晋唐时代，宋金时代，明代鸦片战争前到近百年的漫长时代。公元前3000年前，由于我们的祖先超越了蒙昧时期，有了文明，从渔业、畜牧业进入了农业时代，在长期选择食物的经验中，得知了某些植物对人所起的作用，因此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同时文字、算术、时历等都已具备，祖国医学也相应的发展起来。但是，这些医学经验产生以后，便有封建主借神话麻痹人们，使我们的医学一出生便带有明显的魔术成分。

从公元前3000年到近百年来，中医发展了吗？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违心的承认近百年来，我们的医学远远的落在别人的后面。这不能说我们的祖先不聪明，只是我们祖先中的一部分故意作俑，而作佣的结果却阻碍了我们的医学发展，换言之，是整个理论结构错了。

中医所注重的是他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辩证着的阴阳五行。凡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药物的性能、功用等无不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等表现出来，这种理论就是辩证着的阴阳五行。凡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药物的性能以及功用等无不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等表现出来，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组成的，人也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类型，因此，五行是组成世界万事万物的基础，被尊称为五才、五常、五政等。正是这种关系与中国古典哲学的交媾从而使中医与哲学的相亲成为教父与教子的关系，这就是五千年来的特异现象，中医也因此而神秘化。所以说在学习中医中作为古典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是必修课程。可这些知识又只不过是中医理论的基础，要想学成中医，还必需做到学惯古今，饱读诗书，明死生之道，通鬼幽之门，所以说，中医仅仅是一门学问，而治病则是次要的，仅此而已。

如此说来，这岂不矛盾了吗？非也。中医治病，不是见病治病，而是通过四诊八纲全面横定，决断出属阴属阳，然后再按这种理论与药物的性味、归经、清浊相比较，二者和合再下处方，通过患者服药推测愈否，依次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正确。这种方式是先议药后议病复议处方，三者结合用以检验理论依据。病好了是三者结合的必然结果，病不好是三者某一方面错了，再从中查找原因。这是中医方剂加减变化的根由。中医的诊断是一个极端复杂、极端需要智慧的过程，它需要渊博的知识，精湛的学问才能胜任，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大约在夏商周时代（公元前2197——前770年）由于农业的发展，谷物生产过剩，开始了造酒，又由于使用铜器，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劳作开始分工，更由于魔术观念仍站人们思想意识的重要部分，认为疾病是天谴神罚，于是求神问鬼就出现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农工商业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交流经验的机会多了来，于是东方（山东）的砭石，西方（陕西）的药，北方（河北）的灸熳，南方（湖北）的针，中央（河南）的按摩术初步统一得到综合应用，同时，人类知识进步了，巫医渐渐失去信仰，随着鬼神致病的观念在发生动摇而开始用哲学解释中医。医说阴阳六气不和可以致病，也就是说气候发生异常是发病的原因。战国以后，阴阳五行学说成立并发展。哲学家认为人身是一个小宇周，是大宇宙的缩影，所以说人身一小天地，于是将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到人体的构造，机能，疾病和治疗上去，<<黄帝内经素问>>就是用哲学解释医学最早而且最完善的医书。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79年）中国统一，国民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统治阶级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下，妄想长生不老，圈养了许多方士，服食各种动植矿物。神农本草经的三百多种药物最初就是这样发现的。中国最初的化学竟然是炼丹。公元二世纪，张仲景将治病的医方按六经分类，独出一门，历经一千七百多年而不衰，充分显示了祖国医学的巨大魅力。这是中医界唯一不以阴阳五行为主的医学家。晋唐时期（公元280——907）是中医发展的一个变革时代，首先造纸术的出现代替了木简，西晋末年政府南迁，中国文化中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长江流域与进病作斗争的经验又直接丰富了中医的内容。在汉代以前，中医不出阴阳五行的范围，此时由于印度佛学的输入，更增加了四大的学说，四大认为，宇宙有地水火风四种原质所组成，若四原质平衡便无病，过多过少便可发生病患，其中某一原质有101种病、四大则有404种病。公元500年陶宏景边的肘后百一方便是采用佛教101病的说法，以后，孙思邈的千斤方，王寿的外台秘要等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一理论。隋唐时代的医学进步很大，其中有关痘疹、霍乱、麻风、鼠疫、肺日咳、疟疾、马鼻疽等传染病均有详细记载，另如夜盲、脚气、软骨病、瘿等营养缺乏病亦知道其原因和详细症状，可惜的是，他们没有顺着这条路探索下去，摆脱不了中医的神秘光环。宋金元时代，中国的三大发明以及阿拉伯人交通频繁，使阿拉伯，希腊等医生在与祖国医学的交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此时的中医学高于其他民族，所以给予人家的多索取的少。公元12—14世纪之间，中医又分为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和滋养派的经方、时方两大法门。但是由于程朱理学作俑，宿命论的运气学说再次抬头，风靡一时的五运六气不久就被应用到医学学说里面去，这种运气论和理学，在解释疾病的发生上，严重阻碍了医学的向前发展，祖国医学迅速向不可知的深渊滑下去。明代（公元1369——1664年）由于欧洲和亚洲的交往，蒙古人西侵，使相互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起来，欧洲医学在十六世纪正是解剖学革新的时期，东来的传教士亦将这一新科学传到中国来，邓玉涵，罗雅谷，汤若望等都曾翻译有解剖学，并于1643年出版了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但由于中医巨大的封建势力，中医伦理的格格不入，终不为祖国医学所接受，使得中医又一次与西学失之交臂，失去了从跟本上改造中医的机会。公元14世纪的明朝采用八股文取进士，禁止文人自由思想，迫使文人在一定程度下说话，使其思想与现实完全脱节，中医理论已与中医临床间接或直接的脱离开了。公元1505年，广东人始患梅毒，当初称为广疮，公元1522年石山医案第一次记载梅毒案，由于受思想禁锢，中医理论与实际脱离，一味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梅毒，因此只能望治疗而生叹。16世纪，明隆庆年间发明了种痘术，但由于中医与种痘术的不相容性而难于为医者们接受使之不能推广。二百多年后欧洲人才发现了种痘术。在这个时代唯一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一个科场失意的文人发愤学医并利用二十几年的时间编成的《本草纲目》脱离了中医理论的桎梏，独立地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世界级文献。

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清王朝时期，医学的发展迟缓而无新意，西医虽然传入，但遭到自封中医正统顽固派的敌视，18世纪初叶，巴多明用满文翻译的人体解剖学六卷，附加化学毒物和药物学等，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明清之际虽设有伤寒病专科，但针对此类疾病，仅仅用降下法，营养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后世虽有叶天士香岩的对症用药终由于理论上的错误，不能正确认识到传染病的致病因素而陷入迷谷中去愈陷愈深。从此站在世界最前沿的中国医学被迫退出了世界舞台。

作为世界两大医学中心之一的西方医学又是怎样发展的呢？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公元前1200年，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首创液体病理学，主张外界因素促使体内四种基本液体（血液、黏液、黄疸汁、黑疸汁）配合失常而引起疾病，这一种学说在西方曾流行约两千年。17世纪，荷兰人列文虎克，一个看门老头于1676年利用镜片制成第一架复式显微镜，可以放大到160——200倍，他分别观察了牙垢，井水，人和动物的粪便，惊异地发现了微小的生物，1695年《列文虎克发现的自然界的秘密》一书出版，尽管当时在列文虎克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他发现的“小动物”其中一些正是戕害人类生命的元凶，是各种传染病里杀人不见血的凶手，但却从此为微生物学的发展指出了光明宽阔的大道。18世纪中叶，意大利临床学家莫尔加尼根据尸体解剖集累的资料，通过肉眼观察与死者生前临床表现联系起来，发现疾病常在一定的器官内形成相应的病变而创立了器官病学。显微镜受到人们重视以后，施莱凳和施旺分别用显微镜发现植物和动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为以后人们探索疾病与细胞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世纪处，法国化学家巴斯德利用显微镜显示，并根据化学试验创立了微生物学，在微生物学中开始了崭新的生理学时代，他是人们认识到了微生物在自然界中所起到的作用，自此微生物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英国医生李斯特将防腐剂原理应用与外科，其防腐法和无菌外科手术，乃是微生物学在医学实践上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德国学者郭霍用固体培养基，发现了结核菌，霍乱弧菌等多种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通过对病变组织，细胞的深入观察，创立了细胞病理学。18世纪，英国乡村医生琴纳用牛痘给人接种，出色的解决了天花的预防问题。1890年德国医生贝林发现了白喉抗毒素，德国犹太幻想医生欧里希创立体液说，俄国医生梅契尼科夫创立了细胞免疫学，1892年俄国医生伊万斯基首先发现病毒，为以后的病毒学奠定了基础。1935年发现了百浪多息，一系列的磺胺类药物陆续综合成功。1929年发现了青霉素，此后，新的抗菌素如链霉素，氯霉素，金霉素，地霉素等不断的被发现，1955年萨宾疫苗被发现，从而把西方医学推向顶端。以上事实表明，西方医学并无优势，也无国界，更没有统一的理论，但他们凭着对科学的不屈不饶的精神，创造了现在的医学优势。而我们呢？我们的医学，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能够不发生变异和否定这确实是令人惊异的。这首先要得力于医学与哲学的交媾，其次才是在哲理下的治病，故此我们断言，祖国医学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治病，而是完善封建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因此作为封建社会的读书人，除了事官之外，最重要的是事亲，而事亲却不可不为医，官位一体，下来便是医生。这方面，长沙太守张仲景便是典型的例子。在这大一统的理论光环里，许多本来可以找到病原本质的疾病被迫附会到哲学范畴里面而失去本来面目，一大批经实践行之有效的药物也不可避免的被阴阳五行所硬性解释，结果疾病的本来面目被掩盖，被迫滑到谁也说不清的另一边，而我们的医学家还沾沾自喜，认为造福了后代为百姓立了一大功呢。温病，古人也认识到该病有一人得之，一巷皆染的传染的特点，可是谁也不能顺着这特性穷追下去，只在温室里大讲：“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且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如面色白者，须知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温病条辩 叶香岩外感温热篇）什么的。在药物上大讲“桑得棋星之精棋好风，风通于肝故桑叶善平肝风，春乃肝令而主风，木旺金衰之侯，故抑其有余，桑叶芳香有细毛，横纹最多，故亦走肺络而宣肺气。”“牛黄得日月之精，犀角主治百病，邪鬼瘴气，真珠得太阴之精而通神明，”“犀角咸寒，禀水木火相生之气，为灵异之兽，具阳刚之体。。。。。。”《温病条辩》。在方剂上，更讲什么“虎啸生风，金飚退热（白虎汤）使人体生理病理药物的功能主治的本来面目被掩盖，而套上玄之又玄的外衣。最富牵强的是，人的思维由脑而出，古人却有意忽视这种存在，把人的思维能力移居在心上”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同时把脏与府的关系以五行的生克乘侮进行阐述，仅此一点，就让后世医家走不出这个迷谷，往往把胃痛与心痛分别不清。更有甚者，人的五脏六腑与五行相配，当五脏与六腑配不过来的时候，硬又分出来一个长夏属湿土的逻辑来。古代的哪一个医学家不是精通哲学的呢？而中医偏重于哲学甚至中医理论中哲学的成分早已远远超过中医本体的理论，中医学者讲起来言之凿凿，实际上全系空穴来风，与中医毫无用处。如温病条辩序”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医者，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智之所到，汤液针灸任施无处不当，否则鲁莽不经草菅民命矣。独是聪明者予智自雄，涉猎者穿凿为智，皆非也。必以博览载籍上下古今，目如电，心如发，智足以周万物而后可以道济天下也。“哪里是讲医啊，分明是坐于八卦穹庐中掰着指头谈天地盛衰，说人事变迁，讲些艰涩难懂的哲理吗。中医的这种神秘文化影响了人事几千年尚不自知，也无怪乎讲病虽明却无良方了。中医沾了与哲学交媾的光走在世界的前头，但也正是自持这一优势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逐步落在世界的后面，若引申到其他方面，我们的民族是不是也终日以四大发明而骄傲？但在我们发明的火药被夷族引走后发展成枪炮掉过头来打我们时，我们发明的火箭成了异邦导弹的前身后，我们还能笑的出来吗？还能沾沾自喜吗？我们的医学吃亏也就吃在优势面前，没有自卑感，在优越感面前我们没有危机感。异族医学在短短的二百来年时间，远远地把我们抛在后面而昂首屹立于世界的巅顶，难到就不能给我们带来一点思考吗？

实际上，在科学面前历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更没有固定的模式，人类文明发展到哪一步，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到哪一步，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基础，若沿固定的模式走，只能愈走愈没希望。纵观西方医学的发展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十四世纪的欧洲，正是科学处于窒息和被压制的黑暗时代，被称为”黑妖魔“”黑死病“以及鼠疫使欧洲二千五百万人死于非命，十六世纪，西班牙牙医塞维塔斯以胆敢解剖尸体罪被活活烧死。意大利物理天文学家伽利略为证明地球环绕太阳运行被判处终身监禁。由此可知为了探索科学的真理他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啊。微生物的奠基人巴斯德因为一种可导致产妇死亡的产褥热的疾病同当时巴黎医学院的教授们作了何等艰难的斗争，最后终于赢得了胜利，从而揭开了医学的新篇章。德国细菌学家柯赫及助手在追查霍乱凶手中，助手杜列欧不幸染上霍乱而死，最终发现了霍乱的病原菌。1894年白喉杆菌，伤寒杆菌，破伤风杆菌被查获，1886年肺炎球菌被查获，1884年脑膜炎球菌被查获。病菌一个个地被查获了，但这里面包含了科学家们多少的心血啊，科学也应属于大胆的人敢于设想的人。在机体免疫方面，如果没有一个挤奶女工的”大夫，您错了“。英国医生琴纳也许不能发现牛痘接种法，如果没有幻想医生欧里希六百零六次试验，也许发现不了根治昏睡病和征服梅毒的神奇子弹六零六，九一四。从石炭酸到李斯忒的无菌外科，从百浪多息到磺胺药的诞生，从青霉素的出世到各种抗病毒药物的发现无不说明了科学无定法的深刻道理。如果说他们的探索是没有固定模式的话，那他们取胜的原因就在于敢于打破模式勇于探索并敢于怀疑。西方医学如果沿着地水火风四原质，液体病理学和放血疗法走下去，如果没有荷兰的看门老头发明的显微镜，如果没有塞维塔斯以及后人们的尸体解剖等等，很难设想今天的西方医学是一种什么样子。

这样分析，并非是妄字菲薄，西方医学今天的优势，祖国医学今天的衰弱，无不说明了这实实在在的事实。有人会说，那我们的医学几千年来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了吗？非也。中医的理论和治病是两回事，大量的中药被多少代医学家临床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可是这仅仅是针对疾病下的症状而言的。可恨的是这些真理被一些假面慈悲披着道学外衣的人引入歧途。什么太阳病，阳明病，什么温病，伤寒病，都是传染病。如果我们的祖先当初认识到这些。不要从歧义上去解释，或有人者出打破这种桎梏，把重点放到传染二自上去，或后来者有那么一批勇于探索者出，摆脱束缚，那我们的祖国医学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之所以疾病的大部分被治好了，是因为症状和药物直接作用的结果，与错误的中医理论毫无牵连。近代医学家如吴鞠通，叶香岩， 薛白生， 余师愚， 陈平伯们，明知温病有传染性，可他们谁也没有在这上下功夫，只是在不违背中医理论的前提下作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伤寒以足经为主，未始不关乎手经也，“”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痛于肺，口气通于胃，肺气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于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既传下焦肝与肾也，上焦终下焦。温病以手经为主，未始不关足也。。。。。。“《温病条辩》。条分缕析，反复辩证，真可谓中肯，实际上全无用处，他们还以为为中医作了一个大的贡献呢。时方派认识到温病由口鼻而传入，这是很宝贵的，如果顺着这一条线索追下去，温病的本来面目不是揭开了吗？但我们的医学家与新科学打了个照面，又一次与之擦肩而过。更有浅陋粗俗者对于人体生理病理的解释尤其荒谬绝伦”欲求男女，先以生父年一爻在下，母生年一爻在上，后以受胎之月居中，或与乾艮坎震，阳象也，则生男；或与巽离坤兑，阴象也，则生女。。。。。。呜呼，人定胜天也“”转女为男果有此法乎？曰与传有之，有孕妇佩极大之雄黄者，有令着本夫之衣冠，环水井而左旋三周，面觑井中之形，不令人见者。又与床下暗存刀斧，刀背向上，刀口向下者，密存雄鸡毛羽于席下，“《女科要旨）》。说者言之凿凿，还说什么人定胜天，得意洋洋，岂不荒谬之极？长期以来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吃药是一种精神安慰作用，医生已经神秘兮兮的号过了脉，也抓了药反正是药都能治病，喝过药就会好的。这是中医精神安慰的效应，另外一些名医治病屡治屡验，他们凭的只是经验，在潜意识中使疾病的症状与药物直接结合起来，无意识的摆脱了错误的中医理论。

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多年的实践工作中提出了三大卫生政策，团结中医便是其中之一，但在我们的医学家们自认为我们具有洋洋大国的风范耻与西医为伍，所谓中西结合变成几个中医几个西医一快下乡走一遭了之，结合结合结而不合，成为中医发展的真实写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西医被中医的神秘成份所迷惘，而中医则认为西医缺乏完整性，更有人认为中医治本西医治标，还是我们的医学好。岂不荒哉谬也。祖国医学者们在与西医的较量中也终于意识到我们的医学若不改革，将无法贝世人所接受了，于是就有人提出了堂而皇之的改革理由：将祖国医学中疾病的症状与西方医学比较，差不多一致的时候，就起一个对照名，如酒疸，谷疸相当于现代的胆道炎黄疸之类的疾病；浮肿，祖国医学分为风水，皮水正水，石水，黄汗等，分别相当于现代的流感性肾炎浮肿，肾炎及心脏性浮肿等。还煞有介事的分什么呼吸病，神经系疾病，皮肤及淋巴系等疾病。这种中西病名对照充分反映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企图在不触犯中医理论的前提下，把他当作科学化中医的一个桥梁，这样的”摘出病名对照其病症近似者，粗粗的凑合了一部分。“却想从此使中医现代化，科学化，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须知这样最终仍是行不通的。在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医真正的面临了危机。有这么一则笑话：一年轻夫妇有一个独生儿子突然发高烧，爸爸带儿子到一中医院看，医生说有寒当吃热药，结果烧的更厉害，妈妈带儿子到另一家中医院看，医生说有热，当服寒药，结果冷的用几床被子暖不过来。正当父母束手无策，儿子半死不活的时候，一个年轻的西医生用几粒百色的药片便使他们的宝贝儿子转危为安了。这虽是一则笑话，却尖锐的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中医理论自相矛盾。寒热本为阴阳，阴者寒也，阳者热也，阴阳二气对立统一，到极端时便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寒到极点变为热，此时的热到极点变为寒。寒极为热，热极为寒。两个中医喋喋不休，谁也没错，而西医的几片白色药片儿却有效地杀灭了病菌，治好了疾病，这就是事实。现今的社会正是高效率求实的时代，谁的药管用就吃谁的药，就是换一步，现在谁能抱着药锅子慢腾腾地文诌诌地煎药呢？

科学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科学的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医学也是这样，可是中医却不符合这个规律。由于祖国医学与哲学的交媾、一开始，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就了明显的阶级性，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祖国医学不免被局限在五运六气、运气学说等臆测的玄学中，事实上这种中医观点的绝对不同，导致了中医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纵观西方医学二百年的发展，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医学也要从根本上来个彻底改造呢？根据祖国医学发展的规律，如果不脱下扔掉那所谓的”金衣裳“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这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不打它个支离破碎再重新进行组合，如果我们的医学仍然是夜郎自大，如果我们不能自我踢开那一点可怜的优越感的话，那么我们的中医仍是一点前途也没有。试问：谁得了肺结核病会愿意煎服百合固金汤呢？因为有利福平，雷米封，对胺水杨酸钠，再试问：谁得了伤寒病不用西医抗菌疗法和支持疗法而服用后果实难逆料的中药呢？我们的祖国医学必须从根本上来个彻底改造，不改造出一个面目全非的样子来就不能保证中医的发展。多研究生药所含的成分，它的化学结构，多研究它的方剂组成，看组合后生药所含的中药成份以及变化后的成分，搞一搞单宁这种物质到底在中药里面起多大作用。我们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丸散膏丹汤，为什么不能从现在开始研究比丸散膏丹汤更具魅力的药物，超出西药的药物呢？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让孔夫子的”中庸“再束缚我们的学者了。诚然，我们的先贤是”没有解剖的机会和显微镜等科学工具“诚然，”古人不知人身生理和病原微生物的真相“诚然，”古代的医学没有科学方法分析疾病的正确病因”（中西病名对照表，上海千顷堂1951年）这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各种上乘的仪器，先进的医疗设备我们都有了，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不改造我们的医学，如果我们拿不出充足的胆量给我们的迷信者洗脑，如果不把我们的中医改造的超出西方医学，还我们医学的本来面目，那，我们这些所谓的学者，何颜于后人？在我们的医学史上，曾有过《黄帝内经》，《难经》这两部书，指导中医几千年，在巫医盛行的时代，它曾坚决的给于了反击，维护了祖国医学的尊严。《伤寒杂病论》更是开经方一代之先河。在明清之际，战祸频繁，传染病肆虐横行时代，出过《温病条辩》，《温热经纬》，它越过经方开时方之盛风。孔子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截长补短，我们与古间隔何止五百年啊，应该有一部或数部象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辩，温热经纬那样的医书和技术来影响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