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是我国汉文史籍对于我国古代西北边疆地区的专门称谓。有广义、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我们将来自新疆，或经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东渐我国的中亚地区的方药，称之为西域方药。它从汉代始，就不断东渐中原，汇入中华方药中，对补充方药来源，扩大应用范围，增加运用手段，作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因此对西域方药应全面、系统地研究，不仅对中医方药有辅助作用，而且还可开创少数民族方药史的研究。然而记载西域方药的资料却是零散的，隐藏在各种文献中，需要总结整理，才可全面系统地将其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以历史为线索，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少数民族的方药文献进行研究，管窥西域方药的真貌，现简述如下。

两汉时期，中央集权在西域建立了“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政务。西域与中原地区经济与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据《西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1］记载，原产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豆、胡荽、胡葱、胡萝卜、红花等菜豆果药，陆续传入内地，并用于治疗疾病。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本草《神农本草经》［2］就收载数种西域传入的药物，如葡萄、胡麻、戎盐等。《汉书·西域传》载：“鄯善国，本名楼兰……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3］《后汉书·西域传》载：“西夜国，一名漂沙……地生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傅箭镞，所中即死。”［4］“西夜国”位于今新疆叶城县境内。《金匮要略》载有“诃黎勒丸”，马伯英氏认为：“或有疑非仲景方，但中国与波斯交往既久，诃黎勒应用验方于汉末已在汉土行用，非不可能，仲景采取之。”［5］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方药有较大的发展，随着印度佛教自东汉时首先传入西域，并通过西域传入中原，这样西域方药也随着僧人更多传入内地。东晋陶弘景《名医别录》就收载有苍石：“味甘、平，有毒，主治寒热……生西域。”［6］《北史·西域传》记载龟兹物产：“又出细毡，饶铜、铁、铅、獐皮、氍毹、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7］《魏书·西域传》云：“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如？，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8］《魏书·高昌传》云：“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多葡萄酒。”［8］上述物产中的沙(硇砂)、盐绿、雌黄、胡粉、？状物(石脑油)、安息香、葡萄、葡萄酒、羊刺、赤盐、白盐均可为药物。羊刺即骆驼刺，炎夏时骆驼刺分泌出的黄白色发粘的糖汁，凝结成小颗粒即可为刺蜜，《本草纲目》称刺蜜“主治骨蒸发热，痰嗽，暴痢下血，可止胃血，除烦。”［9］而这一时期中原医药学也传入西域，据魏晋出土文献《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所载，新疆古楼兰地区出土的医方与医疗文书颇丰。例如：“承前桔梗八两承前茱萸五升称得”［10］。可见中原医药也对西域方药产生了影响。

隋唐时期，尤其是中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之时，由于政治安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海陆交通发达，促进了国内外文化医药的交流，这样西域的方药也有长足的发展。《隋书·经籍志》［11］医方类有书二百五十六部，其中六部与西域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婆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以及收有西域药方的《四海类聚方》二千六百卷。可惜这些医书都散佚了，但不管怎么说现存浩瀚的中医方药中，肯定吸收有它们的某些内容。公元659年唐朝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12］，载药850种，其中新增添的114种药中，有多种是来自西域的。如：硇沙、戎盐、无食子、底野迦、诃黎勒、郁金香、豆蔻、龙脑、丁香、乳香、没药、血竭、木香、胡芦巴、番红花、番木鳖等。孙思邈的《千金翼方》载有多种西域方药，如：“安息香，味苦平无毒，主心腹恶气，鬼疰，出西戎。”“毗梨勒，味苦寒无毒，功用与摩勒同。出西域及岭南、交、爱等州，戎人谓之三果。”“服牛乳补虚破气方，牛乳壹斤，荜拨半两末之，绵裹，右二味铜器中取三升水和乳合，煎取三升，空肚顿服之……张澹云：波斯国及大秦甚重此法，谓之悖散汤。”［13］王焘的《外台秘要》搜集大量的各地方药，其中应不乏西域方药，如卷21“疗眼方”，有数方用“波斯盐绿”入药，疑即西域传方。有“崔氏疗三五十年眼赤并胎赤方”，其小字注云：“西域法。太常丞昌才道效。”［14］马氏(伯英)认为“此方中用药包括鸡粪，乱发，盐之类，过去中国虽有先例，但后已绝迹，而巴比伦阿拉伯等地善用此，故亦疑为西域方。”［5］《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均载有“西州续命汤”，据《西域通史》［15］载：公元640年，唐太宗下诏，出兵平定高昌，并将高昌首次以西州命名，而这一时期与孙思邈和王焘所处的年代相近，同时“西州续命汤”以麻黄为主药，而西域又以盛产麻黄著称，故“西州续命汤”产自西域应是不差。孙思邈以此化裁为“小续命汤”，也可谓西域方药对中原医药的重大贡献。中唐时期的段成式著有《酉阳杂俎》［16］，因其与阿拉伯、波斯人接触较多，故书中记有多种西域方药，如：“安息香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阿魏，出伽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阿虞截。”“胡榛子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一年榛，二年阿月。”另载有龙脑香、无石子(没食子)、偏桃、波斯皂荚、阿勃参、余甘煎(即蜜煎余甘子)、紫胶、无花果等西域药物。另从出土文物中也可反应当时在西域药物交易之盛，如：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17］，记鞠氏高昌时(唐初)一个官市收佣钱的账单，一年成交的货物除金、银、铜、丝外，主要为香药、硇砂、瑜石、郁金根、石蜜五种，总重即达4190斤，其中香药2983斤，硇砂925斤，数量巨大。此古墓群另出土有《针灸节抄》、《熏牛鼻方》、《葳蕤丸服药法》(并有药丸一枚)、药价文书和残医方5件。现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如残医方(旃独杏枣汤方)“白旃皮二两独活□□杏人(仁)二两大枣十五枚破之以水六升，煮取二升，绞去滓，适寒温，分二服。”另外尚有1902～1903年德国人所获的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医药文书，有四种医书即：《医方》残卷、《本草经集注》残卷、《耆婆五脏论》残卷、《诸医方髓》残卷［18］。可见多为中原医药。另有维吾尔人祖先的《回鹘医学文献》，共有回鹘文201行，经陈氏译为汉文［19］，我们得以见其真迹。洪氏归纳“材料中涉及动物药(47种)、植物药(30种)、矿物药(8种)及加工药(6种)等共92种。”其民族特色十分突出，“如用奶酪、酸奶、奶油、骆驼、葡萄酒、红盐、硇砂等，这些都是天山南北、沙漠地区的丰富物产，就地取材。”［20］另据朱氏、高氏统计：新疆出土医药文书中，植物药142种，动物药73种，矿物药14种，成药丸1种，共计药物239种［21］。晚唐五代时的李是波斯裔四川人，家庭经营香药，其撰写的《海药本草》收载了大量的外来药，其中不乏西域药物，如：龙脑出律国，没药出波斯，金屑出大食国，降真香出大秦国，肉豆蔻出昆仑国，偏桃人出卑占国等。据尚氏统计：产于波斯国有15种，产于大秦国有5种，产于西海有5种，产于岭南有20余种，产于南海有32种［22］。可见西域药物占有很大一部分。

宋元时期是西域方药东渐中原最鼎盛的时期，《明史·西域传》称：“元时回回遍天下”［23］。“回回”是中原人对西域信仰伊斯兰教人的统称，可以谓阿拉伯人、波斯人、维吾尔人、回族人等。回回医人也同样遍及中原，西域方药也就达到东渐中原最鼎盛的时期，从大量的文献也可反映这种情况。《宋史·外国·大食》载：“至道元年(995年)，其国(大食)舶主蒲押黎，赍蒲希密表来，献白龙脑一百两，腽肭脐五十对，戎盐一银合，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偏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座……。”［24］可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来的西域药物不在少数，其中有一种中原不产的蔷薇水，制法实从西域传来。宋·蔡？《铁围山丛谈》称：“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瓶、为甑，采蔷薇花蒸汽以为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也。但异域蔷薇花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瓶中，蜡封其外，然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25］元代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著有《饮膳正要》，此书主要为汉蒙族的药膳总结，但其中不乏西域方药的内容。如：“五味子舍利别。新北五味十斤，去子，水浸取汁，白沙糖八斤，炼净右件，一同熬成煎。”［26］“舍利别”即《回回药方》称之为“沙刺必”，宋岘释为“即果酒、果子露、露酒、汤、饮料等。此词源自阿拉伯语动词饮、喝(Sharab)。”［27］朱丹溪《局方发挥》云：“谓之舍利别者，皆取时果之液煎熬为饧而饮之。稠之甚者，调以沸汤，南人因名之曰煎。”［28］另《饮膳正要》载“阿刺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刺吉。”［26］马氏认为“阿刺吉酒，当即阿拉伯酒”［5］。另有沙图穆苏·萨谦斋撰写的《瑞竹堂经验方》，本书在元泰定三年(1326年)之前已流行，至明中叶亡佚，今本从日本仿明刻重校本，并修入《四库全书》。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瑞竹堂经验方》今不传，所传者清《四库》辑《永乐大典》本，固中国药方，而非西域药方也(元有回回药方院)，可见元时西域人居处服食，无所往而无不华化矣。”［29］正如陈垣先生所说，西域方药进入中原后华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些很难辨清出处。象元代许国祯所著的《御药院方》［30］中载有许多皇家用方，基本上是中原方子，但从用药上，却能发现有西域方子中常用的药物，如：胡桐律、诃子皮、青盐、无食子、醋石榴皮、荜澄茄等药物。元末陶宗仪著有《南村辍耕录》，记有多种西域药物，如：“火失刺把都者，回回田地所产药也，其形如木鳖子而，可治一百二十种证，每证有汤引。”［31］

明清之时西域方药东传，承接宋元之盛，明初有《回回药方》36卷，不清著者，宋氏认为《回回药方》之成书当在明朝初期的洪武年间。《回回药方》现存4卷(现珍藏于北京图书馆)，正文3卷，目录下1卷。据正

文3卷统计载方582首，若以此推论，全书当有5000～6000首方子，故称为西域方药大典也不为过。现存方子中有单方、复方、验方，方药组成少则一味(如纳而丁油)，多则竟达120味(马准西里撒)。如卷12：“疏风膏子，治消食顺气散风：可刺夫失子(宋注：芹菜子)，难花(宋注：大茴香)各等二钱，云香，丁皮，良姜各等三钱，白芥子(炒)二两，柏子五钱。右为细末，炼蜜调合，每服三钱。”［27］可见多为西域常用药物。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谓集历代本草之大成，其中载西域药物达近百种，如：柽柳、肉苁蓉、阿魏、胡桐泪、刺蜜、番红花、朵梯牙、巴旦杏、阿月浑子、胡荽、胡萝卜等药。如载：“胡萝卜元时自胡地来，气味微似罗卜，故名。……交河北有沙罗卜……此皆胡罗卜之类也。”［9］“交河”即新疆吐鲁番的交河古城。清代所出的本草学著作也多载有西域产物，其中以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为最，载有20余味。如：“雪荷花：产伊犁西北及金川等处大寒地。”“必思答：产回回国地，见忽必烈《饮膳正要》。”［32］据刘勇民《维吾尔药志》［33］“必思答”即阿月浑子，因维语称其为“比斯塔”，同属阿拉伯语Pistacia(阿月浑子)音译。

现代维吾尔方药正是承继西域方药，还在展示着其无穷魅力。维吾尔文版的方药有多种，而汉文版的较少，有顾永寿译编的《维吾尔常用复方制剂手册》［34］，载方192种，包括丸剂、蜜膏剂、散剂、糖浆、蒸露剂、软膏剂、油剂、栓剂、片剂、汤剂、糊膏等11种剂型。如：“四味诃子马钱子丸：青果、黄诃子、余甘子皮、毛诃子各384克，胡荽子3克，苦豆叶、菟丝子、栀子各192克，砸碎的马钱子2240克。将上述群味药按其量研成细粉，过箩混匀，用蜂蜜或野棕榈汁制成0.3克的丸剂。适用于关节疼痛，湿寒筋骨疼痛。”另有刘勇民撰写的《维吾尔药志》，载药328种，如诃子、孜然、阿魏、阿里红、阿月浑子、洋茴香、海狗肾、格蓬脂、雪莲花等，多为维吾尔医常用药物。现新疆维吾尔医研究所的阿·卡地尔正在编著有《中华本草·维药卷》，想必搜全维吾尔医的常用药，将是展示西域方药的又一力作。

以上我们简要地叙述了记载西域方药的文献及研究资料，已可管窥出其重要价值，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将不但对中医方药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而且对历史上的一些流弊的形成，也可提供一定的研究线索，如：宋金元时之香燥药泛用，似与西域方药在这一时期东渐之盛有关。另外对中西文化交流也可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线索，对民族方药及地方方药的文献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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